自有文字开始，就有了灾异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灾异书写方式越来越多，记录体系也日渐完备。古代灾异记录包括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散见于正史的《本纪》《五行志》《符瑞志》《灾异志》等文献中，关于中国古代灾异的内容记录构成了中国古代连续两千年的灾异系谱。中国古代的类书、通考等文献也列有咎征部、灾祥略、物异考等，记录了水、旱、风、火、地震等灾异情况，如《太平御览》《通志》等。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竹简、陶文、瓦文、印玺、封泥、帛书等文字资料都真实记录了与灾异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信息。

　　明清档案中的文书、典籍、图册中也有许多灾异记录。特别是自明代以来，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对灾异情况进行整理和研究，如徐光启《农政全书·荒政考》中，“荒政”目有十八卷，对水旱虫灾作了数据统计，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做了综述，对救灾措施及其利弊进行了分析。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庶征典》《食货典》《乾象典》《职方典》等分典均载有灾害史的资料，晚清时期出版的新闻报刊中也保存了诸多灾异史料。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灾异记录分布很广。

　　思想发展演进的呈现

　　灾异贯穿中国古代史发展的长河，作为哲学层面的灾异记录思想表现为“进化”和“变异”两种情形。

　　“进化”指对灾异思想原有概念内涵的发展。先秦时期是灾异记录思想的形成期，人们认为灾异是天地神灵对人类的谴告惩罚，君王则是灾异责任的承担者。汉代灾异记录思想与政治紧密相连，以天人感应解释灾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灾异沟通天人，成为其经学体系的核心。宋代灾异记录成为党争的工具，宋人认为灾异与君臣地位的变化相关，为保障君主的地位要清除对皇权有威胁的人。如雍熙三年，“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甲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为参知政事”。

　　“变异”指对新灾异问题的认识是基于对原有概念的曲解或“异化”。先秦时期，灾异主要指灾难。随着时间的演进，灾异也有了祥瑞的征兆。如《史记·天官书》：“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灾异概念之所以出现“进化”与“变异”，是由于人们对灾异的理解和诠释角度不同。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灾异记录思想需重点探讨灾异记录与文化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寻灾异记录思想在历史中的“进化”和“变异”。

　　灾异律学史的形成

　　灾异记录制度直接反映中国古代的灾异管理体制。中国古人在应对灾情、危机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对报灾、勘灾、救灾的程序作了严格规定，形成了“灾异律学”。

　　为君者面对灾异，要敬畏天意民心，祭天祀地，接纳臣子的谏疏，颁布应对灾异的一系列律令。君律，以民为本，范式天下。为臣者，面对灾异按律令勘查灾情、实施灾后救济、论功罪赏罚。1975年，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田律》记录了庄稼生长遇到洪涝灾害，官员也要立即报告降雨和受灾田地的顷数。遇到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虫害等伤及庄稼之事也要报告受灾田地的顷数。距离较近的县由专人报送，距离较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地方官员除了上报灾情外，还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勘查受灾程度，作为实施救济的依据。

　　为民者，也要接受“灾异律学”的约束。面对灾异，普通人的行为也要受到约束，一方面依靠道德的力量。如中国古代的家族救助成为重要的减灾力量，这是依靠道德的约束力。范仲淹曾购买千亩田，曰“义田，以养济群族”。另一方面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力量。清代的《荒政则例》中有“贷粟”的规定，歉收之后，政府开仓放贷，发给农民粮种，收获之后按比例偿还。

　　灾异信息系统史的建构

　　灾异信息系统是中国古代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一部分，灾异书写主体、灾异记录方式、灾异记录内容、灾异记录信息传播等变量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灾异信息系统。

　　灾异书写主体是灾异记录信息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等制约了记录方式、记录内容等。西周之前，书写主体认为灾异的发生与人没有关系，灾异由上天主宰。西周末年以后，书写主体逐渐把灾异与天道、人道联系了起来，强调人的道德对灾异的消解作用。司马迁对灾异的书写坚持了严谨和实录的精神。唐宋以后，书写主体认为灾异的产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人类的活动破坏了自然。欧阳修批判了董仲舒、刘向等人的“旁引取曲”，认为“至于灾异之为学者，莫不指事以为应”。因此确立了“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的编纂原则，影响了《五行志》中灾异的书写。

　　中国古代的灾异记录方式以不同的文体呈现，研究应将文体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尽可能对其进行合理性的解释，研究文献的叙述方式、叙述视角等。在中国古代灾异记录中，叙事是核心。因此中国古代灾异记录的叙事体系成为研究记录方式的重要内容，重点考察叙事视角。灾异记录具有主观性，体现了记录者的情感、态度等。殷商的灾异记录主要体现在卜辞中，如“丙辰卜，于土宁风”。西周至战国的灾异记录往往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出现。《诗经·大雅·云汉》：“旱既太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汉代以后，不仅史书中有《灾异志》《五行志》等内容，文学作品、类书、档案文书等文献中也有大量灾异的记录。

　　文化发展史的新开拓

　　灾异记录不仅记载了中国古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而且是一部灾异文化发展史。

　　灾异记录作为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具有独特性，灾异记录既有科学的理性色彩，与政治紧密相连；又具世俗的感性色彩，与占卜和巫术包括祭祀、祝祷联系在一起。祈祷是中国古代社会禳灾的重要方式，人们认为祈祷是人与自然界神灵之间相互沟通的良好方式，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间灾异祈祷文化。封建帝王的祈祷多是自责文化，如着素服、改年号等，庄重而严肃；而民间的祈祷文化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真诚向往，往往具有生机和活力。

　　中国古代灾异记录研究要从灾异记录现象出发，结合中国思想发展史、地域文化发展史等，考察灾异记录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形成、发展和流变，以及抗争精神在多个文化层面的显现，如民俗学、人类文化学、文学等。因此灾异记录文化史的研究将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总之，从历史演进的多维角度重新审读灾异记录，不仅能多层面地、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灾异记录的丰富内涵和文化意义，而且对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不惧灾难的抗争精神也有重要作用。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