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美文。《论语》的简洁、质朴而深邃，《孟子》的雄辩、睿智而大气，早已是有口皆碑；出自《礼记》的《大学》和《中庸》，辞近旨远，篇短意长，《大学》不足两千言，引《诗》12次，引《书》7次；《中庸》不仅引《诗》10余次，而且引用孔子格言多达20余次。如果说《大学》《中庸》是兼美“诗（书）云”和“子曰”，而四书则是兼美经史子集。国人读四书，或尊为儒家道统，或奉为科考宝典，而鲜有识其“兼美”者。往深处说，四书的“兼美”不仅仅是对诗云子曰的集锦撷英、对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出一种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朱熹《大学章句序》开篇明义：“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有三义：既指一部书，又指古代的学校，还指教学的方法，古代的“大学”，拿着《大学》这部经典，教育学生如何成为“大人”，故朱子对《大学》作章句时特别强调：“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这里说的“大人”，兼具“年龄”和“人格”之双重内涵。古代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和“大学”。8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5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显然，“小学”是基本技能和知识教育（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专业教育），“大学”则是人格教育，是素质教育，是通识博雅教育，也就是《大学章句》一书中被朱子宗之为“经”（即“孔子之言”）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其根本目标是如何养成“大人”人格。

  《大学章句》的“大人”是四书人格范式的名号之一，其内在支撑是知识性格物致知与伦理性诚意正心的兼合，其外在践行是个体性修身齐家与群体性治国平天下的兼合，其实现途径是从明明德到新民到止于至善的人格之美的追求。作为年龄标识，与“大人”相对的是“小孩”；作为人格名号，与“大人”相对的则是“小人”。《论语集注》所记“子曰”，最为频繁的是夫子告诫弟子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君子”怎么样，“小人”怎么样。《孟子集注》也强调要“至大至刚”，要做“大丈夫”。《中庸章句》标举“中庸之德”和“中道之行”，更是有着深刻的人格内涵。概言之，孔子的“君子”，孟子的“大丈夫”，《中庸章句》的“中道”或“中行”，与《大学章句》的“大人”一样，均为人格名号，是对人格的标识，对人格的塑造，对人格美的彰显。四者相兼合，共同构成四书的人格范式。

  就“大人”人格的养成而言，在从“明明德”到“止于至善”的途中，最为艰难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除“辟”。《大学章句》：“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依朱子的解释：“人，谓众人。之，犹于也。辟，犹偏也。”喜欢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缺点，厌恶某人同时又知道他的优点，天下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所喜欢所厌恶所敬畏所哀怜所傲视的人或事，难免“辟”。辟者失于偏也，偏者失其兼美也，失其兼美则身不修矣。“五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朱熹《大学章句》）上述五类偏差，本为人之常情；正因为是人之常情，故“陷于一偏”而失之“辟”者众矣。谚语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做父亲的看不到自己孩子的错误，种庄稼的等不及自己的秧苗抽穗，朱子将这种日常生活现象概述为“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归结为“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陷于一偏则身不修，身不修则家不齐，足见“辟”之偏对“大人”人格养成的阻碍和伤害。这正好从反面证明：止“辟”纠“偏”的兼美，对于“大人”人格的培养，对于由“明明德”走向“至善”是何其关键，何其重要。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就人格养成而言，《大学》“教人之法”讲“大人”人格如何除“辟”纠“偏”而止于至善，《中庸》“中和之道”则是讲“大人”人格如何追求兼美境界。朱子为《中庸》作章句，首引程子（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不易，正道，定理，皆可视为对兼美之境的表述。兼美之境，亦为中和之境，《中庸章句》首章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育万物而成大美，人格致中和而臻兼美。上一节讲到《大学章句》谈“大人”人格养成，能除“辟”纠“偏”者“天下鲜矣”；《中庸章句》则是反复引述“子曰”，指出中庸人格的致中和而臻兼美有着极高的难度：“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美，是君子（大人）人格的最高境界，常人很难达到。中庸之难，难于治理国家，难于辞掉爵禄，甚至难于上刀山。唯其难，方为美，故苏格拉底要说“美是难的”（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要达成中庸人格之美更是难上加难，甚至“不可能也”。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临近生命终点，将“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兼于一身，达成人格的中庸之美。

  四书人格范式，中庸包蕴坚强。《中庸章句》在引述孔子论“中庸之难”之后，有“子路问强”一章。孔子说“强”，先讲“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和“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然后四言“强哉矫”：“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朱子《中庸章句》释“矫”为“强貌”（王文锦《礼记译解》释为“坚强的矫矫者”），说这是告诫子路“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就是兼和“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君子人格，与人和睦相处而又不同流合污，这才是坚强的矫矫者！据《韩诗外传》，孔子与三位弟子（子路、子贡和颜回）同行，夫子嘱门生各言其志，子路的志向是带兵打仗进而救两国之患，子贡的志向是不动一兵一卒而解两国之难，夫子称二人为“勇士”和“辩士”。颜回的志向却异乎二子：“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孔子闻颜回之志而喟然叹曰：“圣士哉！大人出，小人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有了颜回这样的“圣士”，也就没有子路、子贡什么事了。“圣士”兼合了子路的“勇”和子贡的“辩”而升华为“圣”，兼合了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而臻为大美。“圣士”，强哉矫！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中国哲学与哲学家之人格密切相关，“故凡对于一哲学家之叙说，能表现其人格者，亦可为哲学史史料”。《论语》所叙孔子言行的诸多关键词，如“智”“仁”“勇”，如“恭”“宽”“信”“敏”“惠”，如“三畏”“四教”“五美”“九思”等，均有着丰富的人格内涵从而成为对四书人格范式的构建。《论语》所记孔子关于人格之美的诸多话语之中，最富“兼美”意味的是《雍也》篇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子《论语集注》释“彬彬”为“物相杂而适均之貌”，“适均”与“偏枯”或“单调”相反，谓丰盛之状，为兼和之美。君子人格的“彬彬”之盛，兼和的是“质”与“文”，“质”为质朴、本真，“文”为文雅、修为。文质不可以相胜，相胜则失于“偏”“辟”而或“野”或“史”。朱子释“野”为“言鄙略也”，释“史”为“诚或不足也”，可知人格之“鄙略”或“诚不足”均为文质相胜之弊。不相胜则相兼，相兼则能成彬彬之盛，用朱子的话说，是“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文能救质之鄙略，质能补文之不足，既文且质，文质彬彬，方能“至于成德”而“不期然而然”，这正是自然兼美之境。故“文质彬彬”，状四书人格范式之兼美也。

  孔子诲徒，重在成“人”，成“大人”而非“乡愿”，成君子人格的“文质彬彬”而非“文质相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有“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两个经典案例，讲的都是孔子以《诗经》为教材，引导启发弟子“鉴”“悟”出《诗经》之“章”“句”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鉴“绘事后素”而成人格之美，悟“如切如磋”而臻兼美之境。关于“绚素之章”，朱子的解读是“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质先文后，质本文用，所谓“物之理，必先有质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朱子《论语集注》）。刘勰讲文学史的时序和通变是先质后文，而个体人格的养成和修炼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格培养如何由质而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也。关于“琢磨之句”，朱子认为孔子对子贡“贫富之问”的回答是“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贡的“已能”是“贫而不谄，富而不骄”，子贡的“未至”则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前者为本然，质也；后者为修炼，文也。由“已能”到“未至”，必须经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人格修炼过程。朱子又说：“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由“安于小成”到“求造道之极致”，也就是前面说的由“已能”到“未至”，亦即由质而文；由“骛于虚远”到“察切己之实病”，则是在由质至文之后，还要由文返质。先质后文，文而返质，文质彬彬，文质兼美，治之已精，益求其精，如治玉、治骨角者然，这正是四书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的路径和功夫之所在。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四书之中，《孟子集注》篇幅最长，其人格理论最具美学内涵，孟子的“共同美”，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命题，又是四书人格范式的美学根基。《大学章句》的“大人”，《中庸章句》的“强哉矫”，《论语集注》的“文质彬彬”，到《孟子集注》这里汇成人格范式的“浩然之气”。依据朱子《孟子集注》对“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的解读，孟子“浩然之气”的人格内涵是对“义”与“道”的兼合和兼美。朱子解读“义”“道”“配”三个关键词，“义”为“人心之裁制”，“道”为“天理之自然”，“配”则是对“义”与“道”的兼美和兼合，所谓“合而有助之意”。人格构成的内在之“义”与外在之“道”，若不能兼合兼美，气则“馁”也，“饥乏而气不充体也……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若能兼合、兼美，则养成此气，“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既是“道”“义”相配，亦为天人相合。

  孟子人格理论的“浩然之气”，既兼美“道”与“义”，亦兼美“知言”与“养气”。朱子《孟子集注》对孟子“知言”“养气”的人格功能有兼美式解读：“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可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道”与“义”，本为浩然之气的人格构成；而对“道义”的“明”与“配”（即“知言”与“养气”），则为浩然之气的人格践行。如同孔子的“文质彬彬”，孟子的“浩然之气”既是人格命题也是人格实践。孔子和孟子，既是四书人格范式的建构者，也是四书人格范式的践行者。读《孟子集注》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们自然会想到孟子是如何将“与民由之”与“独行其身”兼合一体。

  《孟子集注》的人格理论，与四书的前三书密切相关。何为“知言”？“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者。”可知“知言”的功夫，即为《大学章句》“大人”人格的“明明德”之纲领和“诚意正心”之条目。何为“养气”？“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故孟子为善养之复其初也。”又可知“养气”的过程即为《论语集注》“君子”人格由质而文、质而返文的过程。气为体之所充，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诚如《中庸章句》所赞叹的“强哉矫”。作为四书人格范式的重要内涵，“浩然之气”既兼美“道”与“义”，亦兼美“知言”与“养气”，更是兼合了《大学章句》的“大人”、《中庸章句》的“强”和《论语集注》的“君子”，从而立体呈现出四书人格范式的兼美方为大美。

  孟子曾感叹“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孔子自己也说过“不得中行与之，必也狂狷乎”。“兼乎狂狷者，则中道也。”（钱穆《四书释义》）作为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的“中道”或“中行”其实是很难达到的，孔子孟子的时代如此，程子朱子的时代亦然，今天也是这样。当下常能见到的人格弊端，或“卷”或“躺”，或“杠”或“惘”，或“燥”或“冷”，或“亢”或“衰”……凡此种种，皆为“偏”而不知“兼”，“辟”而不成“美”。明乎此，则可见出四书人格范式“兼美方为大美”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大学》《中庸》明人格之法、臻兼美之境，《论语》《孟子》言君子人格的文质彬彬和浩然正气，四书人格范式对于当下的人格理论建构及修为践行均具有借鉴、启示甚至疗救功能：读四书可以破万“卷”（三声），读四书可以成“大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四书作为国学经典，不仅是大学通识（博雅）教育的必修课，更是国民素质（人格）教育的必读书。

  （作者：李建中，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